张鹏：小议梦萌的长篇小说《悲喜娱乐城》

　　一、时代现场的精准捕捉：

　　《悲喜娱乐城》的叙事根基深植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。市场经济浪潮奔涌，计划经济的惯性尚未完全消退，商业社会的“利润最大化”，初入市场的权力寻租，繁华喧嚣下的“精神空虚”，构成了斑斓耀熠的时代舞台。把“鬼城”的兴建、繁盛与毁灭置于宏观社会转型中，完成对时代症候的精准切片：

　　“鬼城官司”的核心矛盾，并非简单的经济纠纷，而是权力与资本的深度勾连。连向北(前任市委书记的兄弟、现任中院院长的叔叔)、丁干然(现任市委书记的外甥、经济庭庭长兼法院院长)等人物，将法律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：连向北通过“预设财产阴谋”转移资产，丁干然利用职权操控案件走向，甚至将“鬼城官司”变为“官场权力斗争的重大筹码”。当法庭的庄严成为利益的秀场，普通集资户的维权之路注定艰难。而这场官司的起因和结束，不过是新旧权力交替下，一个看似荒诞的女性的复仇所引起的。

　　“鬼城”作为市民集资兴建的娱乐项目，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设施，亦不是纯粹的商业娱乐场所，而是被“发财焦虑”与“投机心理”驱动的政商结合的“文化怪胎”——对于“鬼”的刺激的追求，掩盖了文化内核的缺失;主体之诡谲也是权力寻租的初夜。开业时万人空巷，倒闭时债务缠身。这种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命运轨迹，恰是90年代“开发区热”“集资热”的缩影。正如邢建海在评论中所言：“‘鬼城’是尚未扩散的‘癌细胞’，是社会肌体上的‘肿瘤’。”它的存在与崩塌，直接指向转型期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投机文化的泛滥。

　　主人公殷小铨的形象，是转型期文化人的典型缩影。他自称“膨胀诗人”“天才雄辩家”，却因市场经济浪潮沦为“失败的弄潮儿”：卖过书稿、蹬过三轮、开过摩的，为二百多名集资户打四五年官司，挨过毒打、遭过车祸，却始终“没有低下尊贵的头颅”。他的矛盾性在于：既是“物质的乞丐”(为生计奔波)，又是“精神的贵族”(坚守文人尊严);既沉迷于情场的放纵(与晶晶、雪儿等女性的纠葛)，又在法庭上以雄辩才华对抗权力。殷小铨在法庭上的雄辩“喷礴如潮”，连资深律师都“俯首称臣”;但面对集资户的苦难，他又因“无权无势”屡遭挫败——这种“能力与处境的错位”，正是时代对个体的挤压。这种矛盾与割裂，是90年代文化人“理想主义”与“生存焦虑”双重困境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二、人性光谱的多维呈现：

　　梦萌对人性的勘探，深入到欲望、道德、生存本能的交织地带，通过多组人物的命运对照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光谱。

　　殷小铨的生命轨迹，是一场“狂欢—幻灭—重生”的精神史诗。作为“膨胀诗人”，他将生命能量挥霍于情欲与权力的角力中。与晶晶的恋爱是纯情的萌芽，与雪儿的同居是生存的依赖，与市委书记夫人的幽会是权力的试探，每一次情感纠葛都裹挟着对“被认可”的渴望。他在法庭上的雄辩、在酒桌上的机锋、在女人面前的“万能”，本质上是被压抑的“自我”对“被看见”的疯狂追逐。

　　当“鬼城”崩塌、官司败诉、亲友离散，他终于意识到“膨胀”的虚妄：金钱买不来尊严，权力护不住真心，情欲填不满空虚。独臂哑巴的纵火、晶晶的背叛、费希蒙的坚守，成为他“觉醒”的催化剂。鬼城大火中，他从复仇的癫狂转入对生命的悲悯。精神张扬和生命张力的个体追寻与担荷苦难悲悯大众的文人风骨，在这一刻合而为一，他在大火中涅槃重生。正如王仲生所言：“他的牺牲不是道德的完胜，而是生命的觉醒——在毁灭中，他终于找到了比‘自我’更重要的东西。”

　　费希蒙作为殷小铨的对照，是“清醒的理想主义者”。他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清高与底线：拒绝与权力同流合污，坚持为集资户发声，最终抚养殷小铨的遗孤。他的存在，象征着知识分子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担当。当殷小铨在大火中完成“自我救赎”，费希蒙在法庭外为遗孤奔走，则完成了“精神传承”的隐喻——个体的牺牲或许微不足道，但人文精神的火种终将延续。

　　独臂哑巴是小说中最具悲剧性的“他者”。作为连向北与金银花的私生子，他是社会转型期原罪的直接见证者：目睹父亲的权谋、母亲的堕落、姐姐晶晶的背叛，却因生理残缺与社会排斥，始终处于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他的复仇是连向北(权力)、晶晶(欲望)以及“许多钱和纸条”(金钱)，他从本能的朴质的判断中选择了背离亲情人伦，出卖身体，攫取利益的一方作为复仇对象，是对社会转型期原罪的复仇。他的沉默与阴鸷，是长期被压迫的生存本能;他的纵火，既是对父辈罪孽的复仇，亦是对社会污浊的净化。他既是“受害者”，又是“施害者”，这种矛盾性，揭示了转型期个体的异化。这一形象，又契合于《庄子》中“畸人”的论述，是转型其社会原罪的裁判。

　　三、人文精神的理想投射：法律、道德与秩序的重建

　　《悲喜娱乐城》的深刻性，不仅在于对时代病症的揭露，更在于对“如何疗愈”的思考。小说通过“鬼城官司”的荒诞结局与人物命运的转折，传递出对法治重建、道德回归与秩序重构的迫切期待。

　　小说中，法律的“工具化”是最尖锐的批判。丁干然作为法官，利用职权操控案件走向;连向北作为“司法界的关系户”，将法庭变为权力秀场。这种“人治”对“法治”的侵蚀，让集资户的维权之路沦为“闹剧”。但小说并未止步于批判：殷小铨与费希蒙始终坚持“用法律维权”，哪怕屡遭挫败;独臂哑巴的纵火，本质上是对“非法秩序”的暴力反抗;最终，费希蒙通过法律程序为殷小铨争取到“烈士”称号，虽迟到却仍具意义。这种“批判中的坚守”，传递出对“法治中国”的信念——法律或许会被权力污染，但对正义的追求永不熄灭。

　　道德崩塌是转型期的另一重危机。连向北夫妇因贪婪走向毁灭，晶晶面对权力与金钱的堕落，丁干然“爱情”掩盖下的贪婪，这些角色的悲剧，本质上是“道德失序”的恶果。但小说中仍有微光：费希蒙对遗孤的抚养、殷小铨舍身救人的选择、独臂哑巴临终前的忏悔，都在证明“人性本善”的底色从未消失。

　　小说结尾，费希蒙对养子(殷小铨遗孤)说：“明天是你们的，就由你们安排吧!但要答应我，上街要遵守交通秩序，去公园要遵守游戏规则。”这句看似寻常的叮嘱，实则是对“新秩序”的深情呼唤。它既包含对法治的期待(“遵守交通秩序”)，也指向对规则的敬畏(“遵守游戏规则”)，更隐含着对“下一代”的信任——当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(如连向北、丁干然)退出历史舞台，新一代或将以更理性的姿态重建社会。

　　四、《悲喜娱乐城》的艺术成就，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刻，更在于形式的创新。梦萌以“单元式结构”与“象征系统”的互文，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。

　　小说采用单元式叙事，将“鬼城兴建”“集资狂热”“官司拉锯”“纵火焚城”“精神救赎”等关键事件切割为独立单元，又以“鬼城”为线索串联。这种“跳跃式”结构，看似割裂，实则与90年代社会的“浮躁”形成同构：时代的巨变如同湍急的河流，个体的命运如同一叶扁舟，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向前，来不及细细品味悲喜。单元间的留白与跳跃，与所表现的时代的巨变与浮躁形成一种对应。

　　“鬼城”是小说的核心象征体，其意蕴随叙事推进不断深化：在故事的开始，它是泡沫经济的“文化怪胎”，象征投机狂热的荒诞性;随着连向北走向前台，它是权力寻租的“交易场”，象征权力寻租的腐败性;“鬼城”借助晶晶变成“夏威夷夜总会”，它又是人性的“照妖镜”，照见欲望的膨胀与道德的崩塌;最后，它的焚毁与重生，象征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精神的觉醒。

　　梦萌的语言风格呈现“杂糅”特征：文人对话的机锋(如殷小铨与费希蒙的诗词唱和)、市井俚语的粗鄙(如集资户的争吵)、官场套话的虚伪(如连向北的“原则性发言”)，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这种“风格断裂”，恰恰是转型期社会“阶层分化”的真实映射——不同群体说着不同的语言，遵循不同的逻辑，却共同构成时代的复杂图景。

　　《悲喜娱乐城》是一部“时代的寓言”，更是一曲“灵魂的史诗”。梦萌以犀利的笔触解剖了90年代的社会病灶，又以悲悯的情怀凝视人性的复杂;他既揭露了权力与资本对个体的碾压，又坚信人文精神的火种终将延续。在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它的主题和艺术仍然有夺目的光芒。真正的“鬼城”，从来不是物质的废墟，而是精神的荒原;真正的“重生”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，而是灵魂的涅槃。

责任编辑：李欢颜